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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必武清廉为政的故事

孟 素 袁佩红

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。1920年秋天,他和陈潭秋等人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。1921年,他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共“一大”,并参与起草了党的“一大”纲领和决议。抗日战争时期他从事统战工作,建国后曾任国家副主席,还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之一,为党的创建和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不朽的贡献。然而,他从不以党和国家的“元老”自居,总是把自己比作“配角”“老牛”,他一生都以“甘为民仆耻为官”和“新功未建惭高坐”为座右铭,来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。

严以律己 两袖清风

“正人先正己”。董必武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,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,总是时时处处严以律己,身正为范,作出表率。

1935年,董必武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时,住在延安,生活条件十分艰苦。他不讲职位高低,不讲条件待遇,处处以身作则。他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、一条长板凳办公,合用一张硬板床睡觉。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,他肩负着党的统战工作重任,长期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。身边的工作人员认为,董必武的衣着不应该比他们寒酸,应和工作相配。董必武却说:我们共产党人,是要革命,不是要讲阔气,同国民党比,要比革命,比谁是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,比谁能得到中国劳苦大众的拥护。我们每花一分钱,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,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惨景。

1941年,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,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。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、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。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,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“小算盘”,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,实行包干调剂。这年年底,为改善在红岩的南方局领导人的生活状况,遵照党中央关于干部保健的有关决定,南方局拟定了一个干部保健标准,给那些担当繁重工作的领导同志适当提高生活津贴。然而,周恩来、董必武却没有把自己列入其中。

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,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,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,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,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。

有一个月,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,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。为此,董必武十分自责,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:“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,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,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,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。”之后,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,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。

1954年9月,董必武率中国代表团赴保加利亚参加其国庆节。往返的路上,他从坐飞机、住宾馆以及吃饭等细节上都强调节约外汇。保加利亚政府给中国代表团每个团员3000列弗、每个随员2000列弗作为零用钱。大家想用这些钱买点纪念品或者分给个人。当卫士长问到董必武的零用钱打算买什么时,董必武询问了事情的经过,严肃地说:“这批钱不能分给个人,要交给大使馆,为国家节省点外汇。”

董必武怕卫士长不理解此意,就进一步解释说:这次我们出国,制服装,买礼品,坐飞机,住宾馆,花了国家很多钱。不要忘了我们革命刚胜利不久,经济还很困难,群众生活还很苦。再说,我们不能忘记过去,早在江西苏区时,毛泽东就提出“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”,这种精神不能丢!现在我们是执政党了,更要强调廉洁奉公,把一切可以节省下来的钱,都用到经济建设上去!

代表团的同志们虽然没有得到这批零用钱,却受到了一次比金钱更宝贵的教育。

勤俭节约 不搞特殊

董必武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。他喜欢书法,其字清秀、挺拔。他工作之余,经常练字,可总是用些旧报纸,大楷写了写中楷,中楷缝里插小楷,把一张报纸写得密密麻麻的。一条毛巾先用来洗脸,旧了就用来擦手,再破旧了就中间剪开两头接上用来擦脚。董必武不仅自己这样做,还十分重视培养子女从小就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。他用《悯农》一诗作孩子们的启蒙教材,常常为他们讲解,并且要求他们背诵。孩子们上学后,从小学到大学,家里一直采取“实物供应”的办法,牙膏用完了给牙膏,毛巾太破了给毛巾,从不给他们钱买其他零食和消耗品,只给刚够来回乘公共汽车的车费。小儿子董良翮一心想买双自己喜欢的布鞋,在车费中三分五分地积蓄两年才买上。儿子到外地读书,必要的钱家里自然会给,但董必武夫妇要求孩子们用钱必须记账。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:妈妈要你们用钱记账,不单是怕你们多花钱,而是要你们胸中有数,并借以了解物品在市场上的价格。这样做,养成习惯,你们将来为国家、为人民服务,要用钱的时候,就会从实际出发,不至于专从需要方面着想而要顾及可能了。

1969年,董良翮高中毕业面临着就业问题。已83岁高龄的董必武,对小儿子的就业去向态度十分明朗:干部子女不能特殊,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!于是,董良翮被安排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。临行前,董必武把自己的半块在战争年代用了多年、打着补丁的毛毯送给小儿子,叮嘱他说:“你是革命的后代,要严格要求自己,生活上要艰苦朴素,和群众同甘共苦,决不能高人一等!”“你不能当特殊农民,要做一个普通农民。”董良翮到农村后,董必武继续对儿子进行安心在农村劳动的教育,打消了他想离开农村去当兵的念头。

董必武不仅教育儿子安心做晋县人,而且希望小孙子(董良翮的儿子)长大了也到晋县农村去。1972年,86岁的董必武在给小孙子的诗中写道:“父母在晋县,农忙事田亩。望尔速长大,协作左右手。吾意亦云然,世为农人好。孙良颇茁壮,天逸符大造。”

董必武的二姐夫有一次未打招呼便乘火车来到北京。他出了火车站,坐三轮车找到董必武的住地。下了三轮车,自称是“董必武副总理的姐夫”,没有付车钱就一走了之。三轮车工人不肯罢休,向住地工作人员反映了此事。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得知后,立即给三轮车工人付了车费,并表示了歉意。董必武下班回家听说了此事,大发脾气,严肃地批评了自己的姐夫。

董必武的亲属们看到他位高权重,一度向他提出过一些要求。有的希望他批给紧缺的物资,有的想利用他的关系从边疆调回内地工作,还有的想请他出面“说句话”介绍进北京的大学念书。董必武对亲属们一一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解释,对不合理的要求,予以拒绝;对合理的要求,则劝告他们通过所在单位的正常途径申请解决。

后来,董必武见仍有亲友向他提出各种要求,便干脆写了一封通函,说明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的道理,并将这封通函打印数十份,分别寄给亲友们。这样一来,请他利用职权办私事的亲友果然越来越少了。

董必武平时练习书法时总喜欢写“性习于俭,俭以养廉”8个字。可以说,这8个字正是他淡泊、俭朴生活的写照。他说:“一支笔,一片纸,一把牙刷,不值多少钱。可是,我们是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,每个人浪费一点,几亿人加到一起决不是个小数字。社会财富,大家都要爱惜呀!”

(摘编自《党史文汇》)

(责编:王金雪、秦华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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