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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德严以律己故事二则

党内没有特殊党员

抗战时期,朱德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样,每天非常忙碌。一天,朱德所在的党小组响应总部机关支部的号召,利用党日活动时间搞了一次平整操场的义务劳动。这个小组大多是警卫班的党员。当时朱德正在作战处埋头工作,党小组长就没有通知他去参加义务劳动。

事后,朱德知道了这事,便找党小组长作检讨,并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。他说:“党内没有特殊党员,都是普通党员。每个党员都应当尽一个党员的义务,总部机关的同志参加平整操场的义务劳动,是我建议的,党组织也作了决定,我理应带头执行。这次义务劳动没参加,是说不过去的,欢迎同志们对我提出批评,监督我严格执行党的决定。”

不久,朱德又在警卫战士面前提起这件事,再次作了自我批评。警卫战士说:“这件事你在党小组会上已经检讨过了,往后就别再提了。大家说总司令50多岁了,日夜操劳,干活的事还是不参加的好。”

朱德听后严肃地说:“任何党员都没有不执行党组织决定的理由。我年岁大一点,工作多一点,都不能成为不执行党组织决定的条件。参加组织生活,向组织汇报思想,交纳党费,是每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党性。”

如果忘掉了人民,就会脱离群众

在延安,有一次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去看戏,朱德的儿子朱琦、女儿朱敏也跟着去了。那时党中央只有一辆汽车,还是后方人士捐赠的救护车。散场以后,朱琦上了车。因为车小人多,朱德便让他下去了。

回到杨家岭后,朱德才知道儿子是站在驾驶室外面的踏板上回来的。当时,踏板一般是警卫员站的地方,这次因为朱琦站在上面了,警卫员只好步行回来。朱德为这件事狠狠地批评了朱琦,说他不应该自以为比别人特殊,还告诫儿子:“那是卫士的岗位。他的责任是保卫党中央、毛主席。他下去了,万一路上有事怎么办?”

新中国成立后,朱德有了专用汽车,他对孩子们的限制更严格了。朱敏每次回去看他,都必须坐公共汽车。孩子们看到有些干部的孩子上学有小汽车接送,便也要坐汽车。朱德不但不允许,还要求他们到小学高年级以后连公共汽车也不要坐,每星期徒步往返。他说:“第一,汽车是组织上因为工作需要为我准备的,你们没有权利坐;第二,现在一般家庭没有小汽车,你们常坐,就会觉得自己比别人特殊。特殊化,这可要不得。”

为了不使孩子们滋长特殊化的思想,朱德在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他们都有严格的要求。几个大孩子穿的鞋,通常是从后勤部门买来的战士们上缴的旧鞋,衣服也总是大的穿了小的穿,破了缝缝改改继续穿。

1953年朱敏回国参加了工作,朱德立即让女儿搬到学校去住。女儿告诉爸爸,学校正在兴建,家属宿舍还不多。朱德说:“那就住集体宿舍,这样更能接近群众。住在我这里对你们没什么好处,只会使你们脱离群众,滋长优越感。你们不能靠父母过日子。”遵照父亲的教导,朱敏在学校集体宿舍住了四年,才搬到分配给她的家属宿舍。

在朱德看来,干部子弟容易背上一个包袱,自以为比别人优越,一有优越感,就会搞特殊化。所以他常对子女后代说:“不要躺在老一辈的功劳簿上,不要摆资格,不要以势压人,不要吹嘘自己。如果忘掉了人民,就会脱离群众,早晚有一天要被人民打倒。”

(摘自内部资料《风范》)

(责编:王金雪、秦华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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